“圖之于未萌，慮之于未有”，是2015年10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提到下大氣力破解制約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點難點問題時引用的。習總書記說：“今后5年，可能是我國發展面臨的各方面風險不斷積累甚至集中顯露的時期。我們面臨的重大風險，既包括國內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社會風險以及來自自然界的風險，也包括國際經濟、政治、軍事風險等。如果發生重大風險又扛不住，國家安全就可能面臨重大威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就可能被迫中斷。我們必須把防風險擺在突出位置，‘圖之于未萌，慮之于未有’，力爭不出現重大風險或在出現重大風險時扛得住、過得去。”
中華書局出版的《舊唐書》
“圖之于未萌，慮之于未有”的出處，是唐代大臣柳澤給唐睿宗李旦的一封奏疏。此篇奏疏，最早見于后晉劉昫等撰寫的《舊唐書·柳亨傳》所附的《柳澤傳》，后被收錄在《全唐文》中。
柳澤，生卒年不詳，蒲州（今山西運城）人。睿宗時任監察御史，玄宗時任太子右庶子。后被委任為鄭州刺史，未及成行，即患病身死，追贈兵部侍郎。
這封奏疏的寫作背景，是唐睿宗李旦第二次被立為皇帝后不久。李旦是唐高宗李治與武則天的兒子，他曾兩次讓出皇帝之位，在中國歷代皇帝中，其經歷也算得上是一段傳奇。他第一次當皇帝，是他的哥哥唐中宗李顯因為不肯當母親武則天的傀儡而被廢掉之后。后來武則天稱帝，李旦將皇位讓給了自己的母親。這是其第一次讓出皇帝之位。他第二次當皇帝，是中宗李顯駕崩，將皇位傳給自己的兒子少帝李重茂，李旦的兒子臨淄王李隆基聯合鎮國太平公主發動政變，殺死韋后、安樂公主，廢掉少帝，擁立李旦為帝。而李旦在兩年之后，又將帝位傳給李隆基，自己做了太上皇，這是其第二次讓出皇帝之位。
柳澤給睿宗上的這封奏疏，談論的主要問題是關于皇太子——確切地說就是關于后來的唐玄宗李隆基的教育培養問題。李隆基能夠聯合鎮國太平公主，在錯綜復雜、稍瞬即變的政局中一舉拿下韋皇后、安樂公主，其政治素質是有目共睹的。但他也有很明顯的問題，就是喜歡奢侈享受，喜歡音樂歌舞，喜歡打獵游玩，這些都讓柳澤感到十分擔憂。如果沒有太大的變故，李隆基將來當皇帝，應該說是板上釘釘的事情，假如他帶著這些問題登上權力的頂峰，一定會給大唐帶來一些麻煩。柳澤給睿宗上這封奏疏，就是希望睿宗能夠注意到李隆基身上的這些缺點，并加以訓導和改正：“誕降謀訓，敦勤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于未萌，慮之于未有，則福祿長享，與國并休矣。” ——對太子身上的毛病，要多加留意，時時加以訓導，告訴他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壞的；做什么會導致成功，做什么會導致失敗；用道義指導做事，用禮法約束心性；在禍患沒有萌發之前就預先準備，在災難沒有到來之時就預先防備。這樣的話，個人可以長保富貴，國家也可以永保太平。
柳澤的奏疏，睿宗表示贊賞，還將其提拔為監察御史。不過，讓柳澤始料未及的是，睿宗對當皇帝似乎沒什么熱情，很快就把皇位傳給了李隆基，所以柳澤的這些建議，等于是沒有起到什么作用，李隆基仍然帶著讓柳澤擔心的那些缺點做了大唐的新一代天子，就是唐玄宗。后來的結果我們也知道了，唐玄宗李隆基才干非凡，繼位之后任用姚崇、宋璟等一批賢臣，很快將大唐帶入了一個全新的局面，迎來了中國歷史上堪稱輝煌的“開元盛世”；但也正像柳澤所擔心的那樣，唐玄宗喜歡奢侈享受，喜歡音樂歌舞，喜歡斗狗走馬，這些給盛世的背后埋下了隱憂，讓大唐在極度繁榮之后不久，就走向了衰落。我們在惋惜之余，還真是要佩服柳澤的先見之明。
“圖之于未萌，慮之于未有”的出處和史實就是這樣。不過，我們要說明的是，這句話雖然是柳澤說的，但核心意旨卻來自于中國的文化傳統，類似的表述在中國典籍中所在多有。比如《老子》說：“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管子·牧民》說：“唯有道者，能備患于未形也，故禍不萌。”《禮記·中庸》說：“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黃帝內經》說：“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后藥之，亂已成而后治之，譬猶渴而穿井，斗而鑄錐，不亦晚乎。”所有這些，都是強調要在不好的跡象剛剛冒出苗頭，災禍還沒有形成的時候就善加預防。
這里面有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也有未雨綢繆方能事半功倍的經驗和智慧。
《韓非子》一書中，扁鵲為蔡桓公看病的例子就說明了這個道理。扁鵲見到了蔡桓公，說您生病了，病灶在皮膚的紋理之間，不治療的話恐怕會加重。蔡桓公說我沒病。扁鵲出去后，蔡桓公就對左右說，醫生就是這樣，喜歡給沒病的人治病，然后說成是自己的功勞。過了十幾天，扁鵲再次來見蔡桓公，說您的病在肌肉和皮膚之間了，不治的話就越來越嚴重了。蔡桓公沒有搭理扁鵲。又過了十天，扁鵲又來了，說您的病在腸胃之間了，不治的話就越來越重了啊！蔡桓公還是沒有搭理扁鵲。又過了十天，扁鵲見到蔡桓公，一句話沒說，扭頭就走。蔡桓公覺得奇怪，就派人問他。扁鵲說病在皮膚的紋理，熱敷之類的手段就能治好；病在肌膚，針灸之類的手段就能治好；病在腸胃，湯藥之類的手段也還能治好；病在骨髓，那是死神的事，什么手段都治不了了。又過了五天，蔡桓公身體疼痛，再派人找扁鵲，扁鵲早就跑到秦國去了，于是蔡桓公就死了。
韓非子講這個故事，目的當然不是在說治病，而是由“良醫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的道理，推及到國家治理的道理，所謂“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也”。他接著舉了晉公子重耳也就是后來的晉文公流亡時經過鄭國的故事。重耳經過鄭國，鄭國國君對他非常輕視。叔瞻勸諫鄭君，說重耳是賢公子，您應當禮貌地待他。見鄭君不聽，叔瞻又勸諫，說如果您不能厚待他，干脆就殺了他，以絕后患。鄭君還是不聽。后來的事情我們也都知道了，重耳流亡十幾年后回到晉國，成為晉國的國君，很快就發兵打敗鄭國。春秋時候的戰爭是不以滅國為目的的，但即便如此，晉文公還是奪取了鄭國的八座城市，表示對鄭君的懲罰。當晉公子重耳落魄流亡時，一頓好飯，一杯好酒，一次溫暖的談話，就可以與他交好，使鄭國在將來可以擁有一個強大的后盾；或者趁重耳流離失所，身邊只有十幾個面黃肌瘦的舊門客追隨左右時，帶著一隊士兵，輕易奪取他們的性命，這樣鄭國將來就會少了一個與己為敵的雄霸之主。鄭君缺乏這種遠見，當然就會為自己的短視付出代價。
古人這種深切的憂患意識，以及未雨綢繆的智慧，具有著穿越時空的永恒價值，在今天，依然具有借鑒意義。正如習總書記所指出的，改革已經到了深水區，今后一段時間，很可能是我國發展面臨的各方面風險不斷積累甚至集中顯露的時期。這些風險，既包括內部的，也包括外部的。面對這些風險，正確的態度，就是所謂“圖之于未萌，慮之于未有”。當然，“圖之于未萌，慮之于未有”是一個態度，是一個戰略，對于不同性質的問題，所采取的對策也還是有所不同的。對于來自內部的、相對可控的問題，“圖之于未萌，慮之于未有”體現在風險剛露出苗頭的時候就盡量消除，不要養癰貽患，努力避免重大問題的出現。比來自內部風險更為復雜的是那些來自外部的風險，因為這些風險是否到來以及程度如何不是我們所能控制的。面對這種問題，“圖之于未萌，慮之于未有”則表現在練好內功，提早準備，即《孫子兵法》所謂“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保持一種不可戰勝的狀態，這樣，就能保證在重大風險來臨的時候，能夠扛得住、過得去，柳暗花明，化險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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