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在黨和國家面臨何去何從的重大歷史關頭，黨深刻認識到，只有實行改革開放才是唯一出路”。
第一，我們黨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是基于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深刻把握。“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向何處去”成為擺在黨和人民面前頭等重要的問題，廣大干部群眾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就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政方針作出政治決斷和戰略抉擇，但遇到了嚴重阻礙，黨和國家工作在前進中出現徘徊局面。鄧小平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深刻認識到，決不能再回到“文化大革命”的老路上去。1978年12月，鄧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我們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這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孕育了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使黨和國家事業從危難中重新奮起。
第二，我們黨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是基于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深刻總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黨領導人民對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艱辛探索，取得了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但在我們這樣一個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東方大國建設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沒有現成的模式可循，我們曾經走了一些彎路，包括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樣使黨、國家、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挫折和損失的十年內亂。“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我們黨深刻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經驗，不斷深化對社會主義本質和建設規律的認識，堅定選擇了改革開放。正是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我們黨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明確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開創、堅持、捍衛、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第三，我們黨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是基于對時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時期，正是蓬勃興起的科技革命推動世界經濟迅猛發展的時期。“世界經濟和科技的進步，不是按年來計算，甚至于不是按月來計算，而是按天來計算”。由于錯失融入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歷史機遇，我國經濟和科技實力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進一步拉大，1978年國內生產總值僅有3679億元人民幣。正因如此，鄧小平同志說：“我們要趕上時代，這是改革要達到的目的。”我們黨準確把握時代脈搏，科學判斷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有步驟地展開各方面體制改革，勇敢打開對外開放的大門，為我國經濟發展插上了騰飛的翅膀。
第四，我們黨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是基于對人民群眾期盼和需要的深刻體悟。“文化大革命”導致我國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人民溫飽都成問題，國家建設百業待興。人民群眾普遍希望迎來思想解放、經濟發展、政治昌明、教育勃興、文化繁榮、科技進步的新局面，他們對改革開放的期盼最強烈、要求最直接，為改革開放提供了強大的內生動力。在改革開放的生動實踐中，農村“包產到戶”、發展鄉鎮企業、城市“個體戶”等許多改革舉措都來自于基層群眾的自發創造。改革開放順應了中國人民要發展、要創新、要美好生活的歷史要求，體現了黨的主張和人民意愿的內在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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