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25日,《人民日報》上突然打出一則產品廣告,“國營寧江機床廠承接國內外用戶直接訂貨”,這在當時是件新鮮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第一個生產資料廣告,突破了生產資料不能作為商品的禁區。
寧江機床廠為什么能登出這樣的廣告?這一舉動,又意味著什么?
當年,在“統購統銷”的國營企業管理體制下,年產能上千臺機床的寧江機床廠,有勁使不出,產量不斷壓縮。
1978年10月,四川省確定寧江機床廠等六家工業企業率先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改革試點,得到中央的支持。
寧江機床廠在《人民日報》上刊發廣告之后,一個月內收到700臺機床訂貨,積壓的機床迅速成為暢銷產品,上繳利稅超過1000萬元。當時在成都,很少有企業能達到這個水平。
黨中央決定進一步擴大試點企業范圍。1979年底,全國試點企業擴大到4200個,1980年6月發展到6600個。在此基礎上,經濟責任制改革很快推行到全國3.6萬個工業企業。
1980年,國家進一步放寬農副產品的購銷政策,規定供銷合作社基層社可以出縣、出省購銷,集體所有制商業、個體商販和農民也可以長途販運。這為加快城鄉商品流轉創造了有利條件。
從1979年起,全國出現知青返城大潮,黨中央、國務院果斷采取支持城鎮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適當發展的方針,允許多種經濟形式同時并存,目的就是開辟勞動就業渠道和搞活經濟。許多地方都開始把改善所有制結構同擴大就業門路結合起來。
尹盛喜的大碗茶,開張第一天就賣了3000多碗。他后來成立了貿易公司,解決了更多待業青年的就業問題。
安徽蕪湖,一個自稱“傻子”的個體經營者也備受關注,他叫年廣久,把自己的瓜子生意越做越紅火,雇用了100多人。有人主張要取締,因為當時個體戶雇工的界限是8人。
對此,鄧小平提出:“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么?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這個明確表態打消了人們對發展個體經濟及多種經濟成分的顧慮。于是,街上走南闖北的生意人多了,擺攤做買賣的也越來越多了,“個體戶”應運而生。
“啊,親愛的朋友們,創造這奇跡要靠誰?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們八十年代的新一輩!”
熟悉的旋律,唱出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人開創未來、拼搏奮斗的精神活力。
1984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迎來第35個金秋,改革進入第七個年頭。
國慶盛典結束20天后,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所有權同經營權是可以適當分開的”,這是黨在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上取得的新認識。此后,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
1984年,中國出現了第一次下海經商的浪潮。萬科、聯想、海爾這幾個在中國馳騁風云的企業都誕生在這一年。城市經濟生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面。
隨著各方面改革的陸續展開和推進,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開始被沖破,我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農業和工業、農村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和其他體制改革、改革和發展相互促進的生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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