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個“怎么看”——理論熱點面對面·2010》

● 為什么要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事不公則心不平，心不平則氣不順，氣不順則難和諧”，這句俗語道出了公平的重要性。正像有的專家所指出的，目前收入差距已經接近社會所能忍受的“紅線”，成為廣大群眾關注度最高的問題之一。分配公平不僅僅是單純的經濟利益調節問題，也是關系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社會問題。

分配不公制約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鄧小平同志曾經深刻指出：“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作為參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分子，每一位勞動者都有權利平等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有權利獲得公平的收入分配。分配不公造成收入差距過大，是與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相違背的。更加注重分配公平，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是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根本體現。

分配不公阻礙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近年來，內需不足越來越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工資性收入增長緩慢，制約民眾的消費能力是內需乏力的一個重要原因。由于高收入者消費需求增長空間不大，而低收入者雖有消費需求，但無力增加消費支出。結果就會出現“有錢的人不想消費，想消費的人沒錢”的局面，使消費需求這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發揮不出應有作用。

分配不公抑制社會發展進步的動力。分配不公會使部分低收入者生活困難、社會地位下降，降低他們對改革的認同感和參與改革、投身建設的積極性；而部分既得利益者害怕改革觸及自身利益，則會成為改革的阻力。同時，收入差距持續擴大，會導致激勵機制扭曲，使部分低收入者對通過勤奮勞動改善處境失去信心，從而喪失工作和創造的激情，使社會發展喪失活力。

分配不公影響社會和諧穩定。分配不公會使部分經濟困難的群體產生心理失衡和被剝奪感，引發他們對社會的不滿，從而成為社會矛盾的主要“孵化器”。當前出現的一些社會矛盾和沖突，包括許多群體性事件，很多都源于分配不公引起的貧富差距懸殊。分配不公還容易影響社會風氣，造成人們價值觀的扭曲，使“金錢萬能”的拜金主義思想容易泛濫。

可以說，分配不公問題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社會向前發展的一大障礙，并引起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要“加強收入分配宏觀調節，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明確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今年年初，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突出強調，要“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

調節收入分配是一場利益關系的深刻調整和變革，必須照顧各方面的合理訴求，協調好各階層、各利益群體的利益，在全社會最大限度地取得共識。同時應看到，現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態勢良好，各方面承受能力增強，有條件、有能力逐步解決這一問題。要以攻堅克難的精神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管齊下、多策并舉，逐步理順收入分配關系，使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比重切實得到提高，使再分配的各項調控機制對收入差距的調節更加有力、有效，使三次分配的社會救助、民間捐贈、慈善事業等在促進分配公平中發揮更大作用。通過努力，逐步形成科學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和規范的收入分配秩序，切實緩解收入差距過大的趨勢。

網友提問

網友：促進社會和諧要保障公平，發展市場經濟又要講求效率，那么應如何看待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呢？

答：公平與效率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它們就像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不可分離。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公平的實現，而分配的公平也有助于激發社會的活力、促進效率的提高。必須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既要看到收入差距過大帶來的種種矛盾和問題，也要認識到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一個過程；既要有緊迫感，也不能在短期內提出不切實際的目標，把胃口吊得過高。解決問題的思路不應以降低效率來追求低水平的公平，而應主要著力為困難群體提供發展機會、提高發展能力。

● 如何切實提高普通勞動者收入？

4月的北京，春暖花開。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2010年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發表了重要講話。當總書記強調要“不斷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讓廣大勞動群眾實現體面勞動”時，現場爆發出熱烈的掌聲。隨后通過新聞媒體報道，在社會上也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可以說，總書記的話既切中了分配不公問題的要害，又指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關鍵。

當前，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已成為收入分配領域的突出問題。在絕大部分百姓的收入來源都是勞動收入的情況下，解決分配不公問題，首先要切實提高普通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收入，扭轉勞動收入占比持續下降的趨勢，使勞動者工資增長與國民經濟增長和企業利潤增長相匹配，讓人們“勞有所得”、“干有所值”。

建立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工資是勞動報酬的主要形式，提高工資收入是提高普通勞動者收入的主要途徑。據報道，在發達國家，工資一般占企業運營成本50%左右，相比而言中國則差距較大。要完善和落實工資正常增長機制，隨著經濟發展和物價水平等因素的變化，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和平均工資水平。健全最低工資制度，督促企業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確保工資按時足額發放。

全面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提高普通勞動者收入，就應改變工資由企業單方決定的現狀，增加工人的發言權。近年來，不少省份開始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截至2009年，全國簽訂集體合同124.7萬份，覆蓋企業211.2萬個。應逐步全面推行這一制度，扭轉“勞方不敢談、不會談，資方不愿談、拒絕談”的局面，有效發揮對職工工資正常增長的保障作用，更好地協調勞資關系，切實維護普通勞動者合法權益。

大力促進農民增收。目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繼續拉大，農民增收仍然困難，要完善各項支農惠農政策，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三農”投入，財政支出、國債資金、土地出讓收入都要向農業農村傾斜。提高糧食及其他主要農產品價格，擴大涉農補貼范圍、提高補貼標準。加強對農民創業的金融和財稅支持，培育農民收入新的增長點。繼續抓好農村扶貧工作，從根本上提高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

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保障是“收入分配的調節器”和“社會發展的穩定器”，應進一步完善保障體系、擴大保障覆蓋面、提高保障標準。促進企業、機關、事業單位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積極推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全面推進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完善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證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權益。